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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些骄兵悍将的头脑便是保持理智的永乐皇帝，能够压制住这些骄兵悍将。
而现在的永乐皇帝，因为朱瞻基遭受刺杀而命在旦夕，已经失去了理智。谁想反对进军，就得首先面对皇帝的怒火，而且是毫无胜算的。
因此，此时明军这支军队的血性不仅翻了倍，而且是不受理智约束的，其失败也将是必然的。
总之，对瓦剌继续进军，是犯了兵家大忌的。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也就是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观察、分析、研究。作决定的时候，不能草率。
而这种草率的行为，其表现之一便是其《孙子兵法·火攻篇》所指出来的“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
也就是说，君主如果因为一时的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如果因为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战，这是一种草率的战争行为，是不可取的。
而永乐皇帝决定对瓦剌继续进军，以及那些骄兵悍将的叫嚣与附和，便是这种草率的表现。
那么，是否采取战争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孙子在上述话语之后，便紧接着给出答案——“合于利而动，不和于而止”。
也就是说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
就是现代战略学研究的鼻祖、著名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所著的《战争论》当中也曾写道：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其实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动机就是指国家利益。
因此，可以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战略家都是以符合国家利益作为采取战争的前提条件的。
然而，国家利益是不能随意划定的，而在选择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特别是战争）的时候，必须也要慎之又慎。
这便是孙子反复提醒我们的“不可不察也”。
复仇是这些人的继续对瓦剌进军的逻辑起点（小前提）。
然而，采取战争手段的逻辑起点又必须是国家利益（大前提）。
因此，此时此刻的皇帝及支持进军的拥趸们，认为为皇太孙复仇便是国家利益（结论）。
然而，这是一种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表现，是“不察”的表现。
所以这么说，便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四点原因。
就在安远侯柳升在十分艰难地压制着自己，免得不合时宜地进言时，突然有内侍进来禀报道：“
启禀皇上，皇太孙醒了。”
永乐皇帝一听，便立马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急忙地往外走，并说道：
“快带朕去看看皇太孙！”
安远侯柳升不由地心里一叹，恐怕如今的整个军营当中，只有皇太孙才能劝阻皇帝继续进军了。
可是，如今皇太孙身受重伤，生死难料，自己又如何能够让皇太孙继续操心呢！
一想到这里，脸色便更为凝重，更是忧心忡忡。
不过，他还是跟在了永乐皇帝的身后，一起去探望皇太孙，并且想看看是否有机会向皇太孙透露皇帝将继续进军为他报仇的消息，以便争取让皇太孙劝说一下永乐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