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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认识他们的时间长了，五六年前就认识，这帮人里，只有你把我拿下了。说罢，发动汽车。
我们沿着东直门大街向东，一直上了二环，没开两分钟，就来到我住的楼下，电梯停了，我们一起上楼，黑暗中，我拉着陈小露的手，听着她在我身后一步一步走着的脚步声，一边走，一边出声地数着楼梯的数目。上到五层，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等着她说走后，接着走。就这样，一直上到十二层，我打开房门，拧亮灯，陈小露在我前面进入房间。
我一直住这儿。我对她说。
还行——不错。陈小露站到房间中央，对着房间环顾一周说。
行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说，跟你混混还行。
你想跟我同居吗？
我？陈小露眨眨眼睛笑了，我是说，你这儿挺适合跟姑娘同居的。
为什么？
这不明摆着吗？布拖鞋、咖啡壶、录相带、双人床、大沙发、电视、唱片、厨房——
陈小露走进厨房：你看，东西那么齐。
然后，她走进洗手间，咣当一下落了锁。我坐回沙发里，望着我的小屋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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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最烦的莫过于有人说出诸如猜猜看之类的话来，也许是我自己不够聪明，无法理解这种两头留有余地的说法，但我确实讨厌这种作风，我喜欢把意图讲明，而不是东绕西绕、遮遮掩掩，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必满腹狐疑，心神不定，我不知道陈小露是什么意思，我一句句回想她刚刚说的话，越想越弄不清其中的所以然来。于是，我来到厨房，烧了一壶开水，把洗碗池内的杯子碗碟尽数洗出，用纸巾擦干，打开碗厨，依次码放整齐。这时水开了，我关了煤气，用烧开的水泡了一壶绿茶，拿了两个干净的茶杯，回到室内。恰在这时，洗手间的门咔嚓一声打开，随着一阵马桶的冲水声，陈小露用一张纸巾擦着刚刚洗净的手走了出来。
喝茶吗？我问她。
我正想，要是有杯热茶就好了。
陈小露坐下，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拿起，吹着表面的茶水，用嘴唇轻轻沾了一口。
你刚才说——我想起她的关于同居的话题，但话到嘴边却不知如何说才好。
我说什么？
没什么，我忘了。我慢慢把自己那一杯茶喝净，然后又倒上一杯，一切似乎在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
你搬过来住吧，陈小露冷不丁说，然后看我一眼，见面方便。
好，天亮就回去搬东西。
我跟你一起去。陈小露说。
茶喝完了，我回到厨房，再次点燃煤气，又烧了一壶开水，返回时见陈小露在书柜前的一排录相带前面翻看。
想看吗？
我想看朱丽叶特·比诺什演的《蓝色》。
看吧。
我打开录相机、电视，把录相带塞进带仓，在倒带的当口，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会搬过来吗？
陈小露看了我一眼：咱们不谈这个，行吗？
我的心一沉，嘴上却像找不痛快似的接着问：以后怎么办？
什么以后？
咱俩。
陈小露有些沮丧地望向我，少顷，把目光转开去。
哎——我又叫了她一声。
你就不能说别的吗？她看着我。
说什么？
比如：《蓝色》。
《蓝色》是一个名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导演拍的，除了《蓝色》，他还拍过《红色》和《白色》，三个女主角里我喜欢的是演《白色》的朱丽·黛尔比，最讨厌比诺什，连她演过的《新桥恋人》、《布拉格之春》我也讨厌，但愿让基耶斯洛夫斯基操过的是她——知道为什么，因为两个人很可能一拍即合，都够事儿逼的——还想听吗？
你什么意思？陈小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
没什么，我只是讨厌《蓝色》而已，《十诫》也讨厌。
《十诫》是什么？
破电影——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
那我不看了。
陈小露把遥控器一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坐到床上。
我想她一定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不满，于是，我们都不说话，陷入沉默，我抬眼看表，已是凌晨五点钟。
你不看点别的？我问她。
我不想看了。
哎——我看着陈小露，见她等我往下说，我便说道：算了——就这样吧。
这样是什么意思？
就像咱们现在这样。
我累了——跟你在一起真累。陈小露说着爬上床，躺下。
我坐到电视机前，打开电视，从带仓里抽出《蓝色》，换上一盘马丁·史高西斯拍摄的《愤怒公牛》看了起来。
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时常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了一个拳击手的故事，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整部影片干净利落，德尼罗的表演干巴巴的，拳也打得十分了得。
陈小露在我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从床上欠身起来，往我这里看上一眼，然后又倒回去，我知道她也与我一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里。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看完，天已大亮，我关上电视，倒掉手边满满的烟灰盒，到洗手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t恤，一件格子衬衫，然后开始打扫房间。
陈小露醒来，坐于床头，头发乱乱的披散在脑袋周围，一双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在屋内外走进走出的我，一言不发，直到我擦净地板，回来以后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为止。
我坐回沙发，看着她。
真够勤快的。她用手抓抓头，说道。
无聊罢了。我说着，把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你要睡会儿吗？
不，我不困。
要吃东西吗？
不，不想。
也许——她看着我，慢慢地说，也许，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你也不好。
我可以离开他，可以找工作，可以跟你在一起。她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一切得慢慢来。
从今天就可以，从现在——我可以和你一起，干什么都成，做推销员也行，或者，你先上学——
陈小露长叹一声，忽然不再言语。
你怎么了？我问她。
我——我还不了解你，我只是跟你上了床。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我喜欢跟你上床。陈小露说。
她站起来，我一步步走向她，看着她，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坐到她身边，拉住她的手，然后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到我的胸前。
我愿意跟你上床，没完没了地上床，除了上床，什么也不干，那样该多好呀。陈小露在我怀里说。
这话听起来就像通俗小说里的话——我们去大草原，去深山里，去没有人的地方，就我们俩，没有别人，从此我们就会快乐等等，诸如此类。但是，陈小露的话仍然让我怦然心动，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与我在一起，但我知道她有与我在一起的愿望，这就足以让我把她的头更紧地抱在胸前了。
我要刷牙洗脸了——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好吗？
我点点头，陈小露从我怀里钻出来，懒洋洋地亲了我一下，然后奔向洗手间，听到门咣地一声关上，我向后一仰，倒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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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农学院的路上，我和陈小露恢复了常态，甚至开起了彼此的玩笑，从安定门出来，一直向北到安贞桥这一路有三个红绿灯，汽车堵成一团儿，陈小露手握方向盘，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断地起步停车，一边与我开着玩笑，我不时注视她的侧面，由于睡眠充足，她显得非常有精神，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也大于平时。
我们上了三环，到了蓟门桥右转，上了快速路，四十分钟后，来到农学院，我上楼去把电脑搬下来，陈小露打开后备箱，帮我装好，然后，我们一路开回安定门，在路边的肯德基炸鸡店吃了一顿快餐，我们一人吃了两个鸡翅，两个小圆面包，两盒鸡汁土豆泥，我喝的咖啡，陈小露要的可乐，然后，她把车开到我的楼下，我把电脑从后备箱里搬出来，陈小露把后备箱盖盖上，说：我就不上去了，下午有课，我回家取书。
我手里抱着一个大箱子，对她点点头：好吧。
电话！她对我做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回到车里，我看着她慢慢倒车出去，掉了一个头，向公路开去。
我把电脑和显示器分两趟搬入楼中，上了电梯，回到家，装好，给赵东平打了电话，告诉他我在农学院写不下去，所以回家写，赵东平听了也没见怪，只是说每天通电话，相互告诉一下故事的进展情况。
我走上阳台，站在刺眼的阳光里，看着楼下二环路上紧紧连成一队。行驶缓慢的车辆呆呆出神。忽而，我觉得自己坐在陈小露的车内与她谈话。忽而，我想起我们夜里的温存，一时间，心里极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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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想跟你上床——你这样，早晚把人吓跑了，我的建议——大庆把一杯扎啤咣地一声顿在桌上，手一挥，去他*的，操一次是一次，别的什么都甭想，想也没用。
说这话时，我与他坐在西四附近的一个空荡荡的酒吧里，此时正是晚上五点整，下班的人流就从酒吧外面经过。
吴莉好吗？
没信儿，放我那儿的东西也不拿，人就不见了，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呀——
这一段吵过架？
没有——我天天在外面，她工作忙，回来就睡觉。
她说过什么？
没说什么——完蛋了。
大庆性格内向，自己的事儿往往不愿对人多说，这一点，朋友们都清楚，他谈论别人的时候，往往把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讲一遍，然后加上原因及自己的分析，但对自己的事往往守口如瓶，如果他不想告诉你，你就别想知道。
我们默默无言，又喝了两瓶啤酒以后，大庆说：我接了一活儿，一连续剧，在上海，剧组在上海建，演职员都是上海人，后天走——你——混吧。
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门前分手，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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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走了，这一走，一去不回，听说上影厂导演室正巧要招几名年轻导演，大庆便留在了上海。又过了两年，大庆回北京拍摄一部纪录片，老朋友相聚。说到吴莉，大庆说吴莉当时给他留了一个小条后便搬到另一个城市，结了婚，生了小孩。用吴莉的话讲，叫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大庆也在上海找到自己喜欢的一切，爱尔兰咖啡，洋气的建筑，上海本帮菜。当然，还有皮肤细腻、身材细长、会说吴依软语的上海小妞。
也许，在某个夜晚，大庆还会记起北京的一干人，还会记起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也许，大庆仍在坚持找寻诸如生活意义之类问题的答案——但，走在深夜北京的街道的行人当中，委实缺少了大庆的矮胖身体，连同他的声音也不见了，朋友们有时聚会，偶尔会提到他，散场后，在某个路灯昏暗的街道边，歪歪扭扭走在洒着水的柏油路面上的建成，会指着一个在街头小便的醉鬼对我们大叫：瞧，那不是大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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